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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是鄞县人杨自惩，他“初为县吏，存心仁厚，守法公平”。县令一时发怒，鞭挞囚犯，杨自惩劝解说：“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，如得其情，哀矜勿喜；喜且不可，而况怒乎？”县令听后，转怒为喜。杨自惩两个儿子，分别为北京礼部侍郎和南京礼部侍郎；长孙也做到了刑部侍郎，据说都是由于他积德的缘故。

　　另一起是嘉兴人屠勋，他任刑部主事时，办案审慎，“宿狱中，细询诸囚情状”，平反释放无辜者十余人。并建议“五年差一减刑官”，核实平反冤狱。屠勋一直做到刑部尚书，据说他曾梦一神告之曰：“汝命无子，今减刑之议，深合天心，上帝赐汝三子，皆衣紫腰金。”后来他的三个儿子屠应埙、屠应坤和屠应埈“皆显官”。

　　这些人物和事例尽管都是真实的，但显然夹杂着后人的附会，不过在当时这种因果报应观的影响下，依然有很强的说服力。因此，古代劝善书的慎刑观虽然是以因果报应的福祸观为支柱，但对于劝诱官员慎刑恤刑、鼓励他们秉公司法，无疑有着积极的一面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