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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刑部侍郎吕坤专门有一篇《刑诫》，提出了“五不打”“五莫轻打”“五勿就打”“五且缓打”；以及“三又莫打”“三怜不打”“三应打不打”“三禁打”等。清朝的劝善书《文昌帝君功过格》中的“居官”功过格，也对慎用刑讯的“功”与滥用刑讯的“过”作了明确的列举，如“老幼勿打（一功）”“醉病弗打（一功）”“妇女不轻用拶子（一功）”；而“罪情未按，杖死一人（百过）”。这种功过“所以报应随之，不及其身，必及其子孙耳”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劝善书中的这种慎刑观，并不仅仅是一种“说教”，而是有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些真实的事例为支撑的。其中为典型的事例，就是《太上感应篇》等劝善书多提到的西汉于公治狱的事迹。于公是西汉丞相于定国的父亲，据《汉书·于定国传》记载，于公为东海郡决曹（协助太守办案的官吏），有孝妇被诬杀死了婆婆，于公据理力争，但太守不听，于公愤而辞职。孝妇被冤杀后，郡中大旱三年。新太守上任后，于公说服太守替孝妇平反，并进行旌表，结果“天立大雨，岁熟”。于定国由一个县衙小吏一直做到丞相，后人认为是于公办案积德的缘故。宋人倪思的《劝积阴德文》就说：“于公治狱不冤，而子孙以兴。”

　　明人袁黄的《了凡四训》（《阴骘录》）的“积善之方”中，也记载有两起因慎刑而福佑子孙的事例。